“我国亟须加快核领域技术创新，带动装备制造业走向更高端。但目前还存在一些阻力，其中就有军民融合问题。”3月8日，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院长罗琦委员向科技日报记者表示。
对于军民融合难的问题，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第十一研究院研究员曲伟委员以他所在单位为例说，“每位科研人员都承担着几项到几十项不等的任务，太忙了顾不上转化。同时，军工行业在知识产权方面也很难推进。”
“科技成果转化，军工系统尚无具体措施出台。比如，技术解密这个事，谁也不敢轻易触碰红线。”曲伟说，“军品生产量小，生产成本较高，要转为民用还需积极培育市场，通过批量生产等方式降低成本。”
国家重点型号总设计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副总工程师杨伟委员介绍，在我国，国防先进技术在民用领域应用，已有十几、二十年的历史。早期的电视机、电冰箱等产品，也来自于军工企业。
但杨伟也表示，大型国有军工企业对市场运作的能力和水平还有个逐步成长的过程。国有军工企业制度较死板，这是影响军工企业“转民”的主要因素之一。
“军转民”难，“民参军”也不易。“民参军更像一种口号。”在杨伟看来，军民之间信息不对称，就像两个“信息孤岛”。
“民企要‘参军’，首先得有参军条件。但军工需求能随便对社会公开吗？反过来，民营企业如何知道军工方到底需要什么？”杨伟说，“因此，搭建好信息沟通的桥梁很重要。‘十三五’规划中也提到，要在国家、省、市、自治区成立专门机构，进行双方对接。”
我国也有多个类似军民融合战略委员会的组织，但杨伟、曲伟均认为，这种对接范围不大，内容也不多。
“军工行业之间各自的项目，都是隔离和保密的。总不能像开个汽车发布会一样，去弄个军工产品发布会吧？我觉得，需要建立一种登记和顶层分层级的管理机制。这样既有保密性，又有渠道的沟通。”杨伟说。
军品对全生命周期保障的期望，也阻碍了“民参军”的进程。在杨伟看来，“有些军工产品，质量保障期需要达到30年甚至更长。国有企业即便换人了，企业还在，不担心质保问题。民企就不一定了。军品需求是有市场波动性的。对于拥有专用技术的民企，在他们生产的军品需求处于低谷期时，国家要有一个保护和约束机制。要不然，你今天不干了，明天产品坏了，军工企业连替代产品都找不到。”
罗琦说，他所在的核工业领域，军民融合的国家战略和以民养军的共享共担机制，还缺乏体制上的有效保证。
罗琦呼吁，要促进民用核产业经济发展，加大对核军工基础研发、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基地型核军工企业的反哺作用。这亟须国家尽快出台具体办法，促进军民融合进程。
